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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稿记者的相册里,这几张照片舍不得删去
来源:http://zbweathercn.com  日期:2020-02-13
在即将过去的2019年,上观新闻特稿团队走访过中国71个县市,采访了数百名各阶层人物。
在每一次采访中,我们都会举起手中的相机,为主人公留下影像。
而当报道刊出后,我们通常会清除电子设备中的历史照片,为下一次出发留出空间。
但是,总有那么几张照片,每次翻到,都会犹豫再三,不忍删去。
久而久之,它们便永久地保存在了相册深处。
每当看到它们,许久之前的那份感受便瞬时涌上心头——或甜蜜、或苦楚、或满载希望、或激荡人心而化作我们前行的力量。
这里,7位特稿记者分别选取了一张舍不得删去的照片,向您讲述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。
嗜书的男孩本报记者 王潇2016年8月,从黑龙江赶来的一家三口到元龙音乐书店来买书,孩子把书顶在头顶上,心满意足。
图片来源:公众号“每晚古典音乐会”照片中的男孩,大约八九岁模样。
书店老板娘王务荆记得,那是一家三口,听说元龙音乐书店品种齐全,专程从黑龙江来,买了些钢琴用书。
买完书,孩子把书顶在头顶上,心满意足,正好被一位来访者拍到了。
这张照片摄于2016年,却是我今年在采访中收获的最舍不得删的一张。
2019年初,《抢救上海小店》一文引爆了全网对上海街边小店接连关张的关注。
上海元龙音乐书店正是在一次整治中因为文件过期被封了前门,无奈只得变为“后门书店”,当时也曾引发关注。
得知书店在政府帮助下将于2019年10月即将重开,我前去采访。
老板娘王务荆把这张照片发在微信朋友圈。
她说还记得那个小男孩刚来时的童声。
人未到声音先到。
“这是书店吗?怎么是厨房?还有厕所。
哦!有贝多芬!对了对了!”然后一个虎头虎脑、满头大汗的孩子出现了。
她问他:“渴不渴,给你倒点水喝?”他摆手:“不用不用,我带水了。
”便自顾去挑书。
“我觉得这张照片太生动了。
一个孩子,不为吃,不为玩,而是为了基本乐谱,就这样心满意足,我是深受感动。
”王务荆说,这便是她开店的动力。
她还向我讲述了一个老人和书的故事。
有一天店里结伴来了3位老太太,银发苍苍的,走路都不稳当。
书店里地面高高低低的,店员不放心赶快扶上去,一问才知3人是从养老院而来。
年龄最大的90岁,最小77岁。
那位90岁的老太太会弹钢琴,甚至把一台钢琴抬进了养老院的房间,除了自己弹,也教另外两位老太太。
前一天,3人看到报纸上关于书店的新闻,一合计,决定自己到店里来挑书,于是一部taxi一直打到弄堂口,再你扶我、我扶你,走到店里来。
教钢琴的老太太挑了一本《世界钢琴名曲220首》,又为另两位挑了两本入门的琴谱,3人呆了好一会儿才返程。
这两段故事,因为篇幅问题,我没有写到文章中去。
但却是采访后一直记得的片段。
一家小店的温情,与一座城市的温情,别无二致。
归根结底,还是在于关注的是否是人。
拖垃圾箱老人的背影本报记者 殷梦昊73岁的垃圾分类志愿者黄国祥的背影。
殷梦昊 摄对这样的背影,上海市民们一定不会陌生。
今年,随着垃圾分类“攻坚战”打响,无数垃圾分类志愿者挑起重任,在社区开展科普、引导和监督工作。
有网友调侃,自从上海开始推行垃圾分类,每天都要接受爷叔阿姨的灵魂拷问:你是什么垃圾?玩笑背后是一个个酸甜苦辣的故事。
今年3月,我到崇明采访,认识了照片中的这位老人。
黄国祥,73岁,一名退休邮递员,话不多,脾气好,做事认真,在街坊里有“老黄牛”之称。
就像照片里那样,他每天定时定点投放开始前半个时,就从家骑三轮车到小区门口,把四个大箱子从仓库里拖出来,再用抹布擦得干干净净。
崇明实行垃圾分类早,黄师傅去年元旦就正式上岗了,到2020年元旦,“工龄”正好两年。
这两年,他没能再和老伴好好吃上顿早饭和晚饭,因为撞上垃圾投放时段;一年365天,他从不缺岗,风里来雨里去,哪怕除夕夜;身为男同志,他照顾搭档姜阿姨,包揽粗活脏活,还几次跳进桶里翻垃圾……辛苦没有白费。
几天前,黄师傅在电话里笑呵呵告诉我,现在工作容易许多,特别下半年以来,在非投放时间胡乱堆放垃圾的现象少了,大家的干湿垃圾也分得更清爽。
“以前我们还得帮忙检查,现在动手机会都很少!”他还听说,有些小区安装了监控,已开始陆续撤志愿者,效果似乎还不错。
但他却不敢“退休”,因为“还是有个别人钻空子”——这恐怕是许多垃圾分类志愿者的心声。
或许有天,垃圾桶都不再需要老人在风雨中值守。
在那天到来之前,我们仍需努力。
寻人启事本报记者 张凌云王玉明在贴寻人启事。
张凌云 摄12月26日,当我拨通王玉明的电话时,他刚刚踏进家门。
这一次,他出门找老伴,在路上又走了20多天。
2018年1月25日,王玉明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伴闫宝霞离家,再也没有回来,王玉明从此踏上了漫漫寻妻路。
在王玉明近两年的寻妻路上,除了四处打听找寻老伴可能出现过的踪迹,他反反复复、不知疲惫地坚持做一件事,就是张贴寻人启事。
照片里的这个动作,王玉明不知道重复了多少遍。
他总会踮着脚,拿着根插了细竹竿的泡沫板,顶着背面涂满胶水的A4纸,把寻人启事送到尽可能高的地方,再用泡沫板把它一点点抹平整。
王玉明贴寻人启事特别慎重讲究,他跟我解释:必须往高了贴,不然容易被人撕下;必须贴在背阴处屋檐下的墙壁上,不然日晒雨淋,照片容易褪色;必须贴在大路上,不然很多人注意不到。
我们经过的每一个村庄,主路两边的墙壁上,都留下了王玉明曾经贴过的寻人启事,但他还是撕下落了灰的旧寻人启事,再仔仔细细贴上新的,即使绝大多数A4纸上的内容都一模一样。
这是王玉明心里的一份执念:“万一有人没看过呢?万一旧的褪了色别人看不清呢?”寻人启事如今贴了1万多张,用来贴寻人启事的泡沫板,也换到第4根。
10月,王玉明应邀去北京录节目,他答应了,“这样可以扩大影响力,多一个人看见,就多一点希望。
”前几日,我在电视里看到了这档寻亲节目。
王玉明起身请求观众,“我求求大家,帮我发发微信,帮我找一找吧。
”节目最后,缓缓打开的那扇大门里,并没有如愿出现闫宝霞的身影,这位72岁的老人在台上喊着老伴的名字,泣不成声。
我不忍心再看下去。
满脑子只有他每每贴完寻人启事,望向老伴照片时,念叨的那句话,“我也不想把你留在这儿的。
闫宝霞,你走到光明处,我来接你回家。
”在希望的田野上见习记者 巩持平关於和山茅在田间起舞。
图片来源:受访者提供冬日暖阳里,田埂间,白色野花盛放。
照片里穿民族服装的姑娘叫山茅,是地道彝族人。
她身后穿针织衫的人叫关於,来自北京芭蕾舞学院。
这里是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砚山县那夺村,距北京2827公里。
村子藏在大山深处。
2018年入村公路才通,蜿蜒陡峭,上坡看不到顶,下坡看不到底。
照片是公益短片《田埂上的芭蕾》中的场景之一。
今年1月,记者到访时,正在进行短片拍摄。
山茅是女主角,这是她第一次做“演员”。
“爸爸出去打工之后,再没回来是不是?”山茅埋着脑袋,点点头,眼泪开始打转,导演一挥手,开机——这个镜头需要山茅哭出来,本来准备了眼药水,谁知,一提起父母,不只山茅,现场参与拍摄的10多个孩子都哭了……对这些孩子而言,父母都能陪在身边,实在是种奢侈的幸福。
2016年8月1日,关於的妻子张萍第一次到村子,深一脚浅一脚走了半小时泥泞山路。
那时起,她开始教孩子跳舞。
第1批带出去4个,第2批48个,到现在,有67个孩子在昆明的艺术院校读书,学费、食宿均由关於和张萍的志愿团队承担。
这是艺术扶贫的“彩云计划”。
“艺术是爱和美,可以在田埂上‘野蛮生长’,也能成为乡村振兴的原动力。
”在关於和张萍的影响下,公益的雪球越滚越大。
今年3月,南开大学历史系学生辗转联系到关於,他们从上观新闻读到“彩云计划”的故事,出于对项目思路的认同,利用暑假时间,到那夺村开展公益实践,并建成南开书屋。
今年6月2日,张萍正式辞去在北京的一切工作,回到那夺,全职做志愿者。
2个月后,砚山县妇女联合会、砚山县民政局和共青团砚山县委都下发批文,“彩云计划公益志愿中心”正式落成,“彩云计划”成为有档案的“正规军”。
“我的人生本来一眼看得到底,你们出现了,我才有了希望。
”孩子写在作文里的话让关於感动。
希望,也许就是一切的意义,人生的另一种可能,已在他们面前呈现。
医生和他妻子的生离死别本报记者 杨书源2019年5月初,已经进入胰腺癌晚期的医生王磊在为他的患者诊疗。
杨书源 摄这是5月初一次媒体群访中拍下的图像,广州的结直肠癌专家王磊在问诊,或许用另一种说法:照片里是两名癌症患者。
50岁的王磊当时已经被查出患有胰腺癌1年多了,不过他每周二上午的专家门诊没断过。
后来他离世的日期证明:这是他生命倒计时的最后一个半月。
而我更想说的是王磊和他妻子秋然在此前后的故事。
秋然是我为她取的化名,后来她说这个化名和自己有点说不出的像。
她是一家三甲医院的资深护师,专业上也很拔尖,曾和王磊一起赴美国进修。
第一眼见到秋然时,她正坐在丈夫病房前的沙发上,凝视着丈夫,双眼就像是含着不断被小石块扰动的水波纹,充盈坚定。
群访结束后,我悄悄在病房门口张望,秋然发现后,邀请我进入病房。
聊天时,我发现夫妻俩一直手拉着手,王磊在秋然说话时,注视着她,摩挲着妻子的手。
后来秋然告诉我,以前王磊在马路上走路都要和她保持半米的距离。
我和秋然约定第二天下午在医院咖啡厅再聊一会儿,她爽快答应了。
那天她反复说起王磊患病后接受各种治疗的疼痛和隐忍,作为医者和妻子,她其实很少在人前诉说这些。
“希望老天再多给他些时间,做他想做的事。
”秋然说。
我走到电梯间时已经忍不住眼泪了,给编辑发微信说:我发现自己真的采访到了近乎完美的人格,就是这对医生夫妇。
过了半个多月,我给秋然发微信咨询王磊胰腺疾病的问题,许久得到了她代王磊分条缕析的回答。
追问下,才知道“他最近情况不太好。
”又过了十多天,王磊去世了。
中秋前去广州出差,我主动邀请秋然吃饭,餐厅就在王磊工作过的医院斜对面。
落座后,她问我:“怎么样,最近打算去哪儿玩玩吗?”她说起了自己近期自驾游美国西海岸的计划。
我理解她的表达,是对我的关切和担忧的回应:她走出来了。
关于王磊,这次我们很默契地没有说什么。
走出餐厅,我们路过了王磊的医院,秋然说:这是他走后我第一次路过,以前总是避开。
在她一如既往的克制冷静背后,我看到了一个小小的内心出口。
胖胖的心事见习记者 刘雪妍从医院回去的公交上,路子宽一路无话,望着窗外,一会儿就睡着了。
刘雪妍 摄照片里的主人公路子宽是一个小胖子,笑呵呵,话挺多,这是他少有的沉静时刻。
从医院回去的路上,窗外的五道口车水马龙,公交车走走停停,他赌气式地说:“一千年不来这里我都不想。
”北京给他留下最多的记忆是医院里的针头和光头,虽然也有好吃的宫保鸡丁,可来苏水的味道停留得更久。
胳膊上刚打了第二针动员剂,他告诉我,这可以“让细胞都跑出来”。
为捐髓救父,3个月增重36斤,这是一个10岁孩子承受的生命之重。
爸爸路炎衡7年前查出白血病,路子宽是最合适的骨髓捐献者,可他年龄太小,家里也无力承担巨额手术费,爸爸一直都想放弃治疗,子宽却说“俺家不能没有俺爸”,于是一天五顿“暴饮暴食”,拼命增肥。
因爱心捐款,他们得以到北京治病,跟访数日,我熟悉了他们的乡音,习惯了他们的饭菜,也愈发感到即使生活脆弱多病,爱、陪伴与勇气也会成为良药。
媒体、病友、医护人员都夸这个孩子勇敢乐观,他也的确让人很有信赖感,总带着明朗的笑,所以公交车上这皱眉出神,反而让我心疼。
聊天中我无意得知,采髓那天正好是路炎衡的生日,儿子让父亲在生日这天重生,隔着无菌舱说给路炎衡的时候,我和他一起哽咽了。
上个月子宽得了央视的“最美孝心少年”奖,还是这个胖胖的样子,他要开始减肥了;子宽爸爸的身体正在恢复中,最近可以吃新鲜水果了,还胖了四五斤;冬至那天子宽妈妈包了饺子,说着“冬至大如年”,可因为要继续在北京治疗,今年过年全家人没法儿团聚了。
他们楼下的梅花今天开了,有了过年的气氛,这始终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。
希望这个新年以及以后的每个新年,这家人都顺意。
等待光明的尾巴见习记者 王倩采访中,小辛怡无意间“抓住”记者的手。
王倩 摄这张照片拍摄于2019年5月3日,广州一家医院的病房内,源自一个误会。
第一次见面的小辛怡被护工抱着, 一只小手露在袖筒外,突然,她用力地扣住了我的指尖。
“我们握手了! 我兴奋地大叫。
陪伴小辛怡两年的护工刘小杰告诉我别太激动,“那是无意识的,你看看她手都发紫了,肌张力太高”。
是啊,她是植物人,怎么会和我握手呢。
在不宽裕的植物人家庭中,小辛怡是个特例。
刘辛怡是2015年河南“情夫虐童案”的受害者。
当年只有1岁的她被母亲及其情夫虐待至重度颅脑损伤,成为植物人。
由于施暴者手段极其残忍,小辛怡的命运备受关注。
然而,即便是有捐款和大批志愿者帮助的小辛怡,也得面对无处可去的窘境。
仅仅在2018年,小辛怡在北京转院18次。
私立医院好进,但治疗和康复水平有限,且花费高昂。
对于公立医院而言,则有平均住院日的限制。
今年11月,小辛怡过了6岁生日,她的身高已经超过120厘米,但依旧没有醒来。
照片里,她还带着那顶淡蓝色波点帽,因为头部受损,戴了好几年的帽子尺寸依然合适。
“妞妞情况不太好,天天在ICU”,近日和辛怡父亲张少峰聊天得知,5月采访之后的多半年里,小植物人刘辛怡又在郑州、北京两地转院了7次,还做了气切和下输液港手术。
医院不愿收,回家护理难,丢了意识的植物人,身体要安放何处?50万植物人面对的困局,从小辛怡的经历中看不到解决路径,她继续在各个医院间打着游击。
回顾2019年参与的报道,大多色彩明亮,但也有些故事如小辛怡的一样,光明的尾巴并没有快速出现。
杭州因噪音产生的邻里纠纷调解失败后双方再次剑拔弩张,卫健委关于郑州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封针的调查结果仍未公布……但是,我还在等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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